有次我妈跟我感慨：如果共产党里只剩一个好人，那一定是你邓叔叔。
邓叔叔是一个国有大型建筑公司某下属分公司的党委书记。因为一些缘故，我父亲在这个公司里上至领导、下至工人，都有很多朋友。他的女儿，比我小四岁，是我父亲的学生；他的儿子，是我母亲的学生。有一段时间，我们两家住得很近，只隔一条小马路。
但我跟邓家不熟。我对父亲的熟人没有兴趣，如果是陪着父母遇到，我只是按要求打个招呼，然后就忘了他们的相貌。两家做邻居的时候，我已经离家上了大学，只在假期回来。邓家的人，我那时只记得他的儿子，会来我家补课。他的女儿，还是在国外才见到并成为朋友的。
但我肯定遇见过邓叔叔夫妇，在陪父母散步的时候，因为我记得我妈的感慨，说邓叔叔是个多么克己、廉洁的领导干部。
” 你知道老邓家的房子粉刷成什么样子吗？五颜六色。今天工地上剩下一罐白漆，就拿回来刷片白的，明天剩下一罐黄漆，就拿回来刷片黄的。整个家里，刷的什么颜色都有，我们看了都笑，哪有把家弄成这样的啊……你说他一个公司领导，从工地上拿罐整漆回来算什么呀？他不，对自己要求可严了”。我妈这么说。
我没有期待邓叔叔什么都不往家拿。那是八十年代，人们拿公家东西回家是非常自然、正常的事情。我们是个商业很不发达的北方小城镇，有些东西，除了”拿”公家的，简直没有其他途径搞到。比如我家要垒个鸡窝需要一点沙子，唯一的办法是到附近的工地去”弄”。我妈会给我一个簸箕–这种事情，还是小孩子出面比较好。人们编织起关系网，用人情交换着从各自单位弄来的常用或不常用的必需品。没有人情关系，你就什么也没有。邓叔叔拿的，是工地上的废物。
我没去过邓家，只能想象他们的房间里，拼贴成五颜六色的样子。我觉得，弄好的话，那一定很艺术。这个想象让我印象深刻。
出国后过了一年，邓叔叔的女儿也来到这座城市。大家经常聚在一起聊聊天，毕竟我们来自同一地方，父母还熟悉，在国外相聚也不容易。聊着聊着，话题很容易转到父母身上，我也知道了邓叔叔的更多故事。
邓叔叔出身于鄂西土家族的穷乡僻壤，他女儿随父母回去探望过。要到那个村寨，得坐一天长途汽车，还要步行半天的山路才能到达。那里人们的穷困，不是城里人可以想象的。邓叔叔是因为学习成绩出色，才从山沟里考出来的，在村人眼里，他是个大人物，是这个村的骄傲。”你们给我记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也就没有这个家，更没有你们。所以你们一定要追求进步”，这是邓叔叔常在饭桌上教训儿女的话。
他坚信，没有共产党提供的读书机会，他就会和其他村人一样，过着种地、放牛的生活。他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个党，积极努力。他最热心的是政治思想工作，一直当书记、政工干部。
邓叔叔年轻时一表人材，又积极向上，不少城里女生心生爱慕。但邓叔叔的择偶标准是一定要吃得起苦，所以选了同样是从鄂西农村里出来的阿姨。
“我妈没有跟我爸享过一天福”，他女儿幽幽地说。”我爸就是那种农村人的想法，大男子主义。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自己的妻子更严格”。
” 我小的时候，有次家属区停水，连做饭的水都没有了。我妈就提了个桶到单位，接了一桶水再提回来，被我爸爸看见了。我爸都气疯了，指着我妈破口大骂：你怎么可以占公家的便宜？！你叫我怎么出去见人？！我没有你这样的老婆！你不配做我老婆！你把这个水给我送回去！……我妈就一直哭，哭着把水提回去了……”
“我小的时候，有次家属区停水，连做饭的水都没有了。我妈就提了个桶到单位，接了一桶水再提回来，被我爸爸看见了。我爸都气疯了，指着我妈破口大骂：你怎么可以占公家的便宜？！你叫我怎么出去见人？！我没有你这样的老婆！你不配做我老婆！你把这个水给我送回去！……我妈就一直哭，哭着把水提回去了……”
邓叔叔对家人的不近情理，如果不是他的女儿聊天顺口说出来，我还真想不到。以前只听父母描述的邓叔叔，我以为他是个温和、细致的人。
直到他快50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给单位挣下来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工程项目。顺理成章，他应该做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但此时传来个消息，上级公司可能升他的职。在升官与发财之间，毫无疑问他要选择前者。他一生的理想，就是在共产党的权力树上往上爬。于是他把工程交给别的同事，让别人大赚了一笔。他自己则静静地等着升官。
邓叔叔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他一心在官场里混，却从来不懂得官场的潜规则。他坚信着共产党在学校里灌输的那些做人理念，也靠着遵循这些理念当上了一个小官，是个领导信得过的好干部。然而，或许是时代变了，或许是规则一直如此，想在官场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必须得厚黑。也许是他真的不懂，也许是他鄙视那种做法，他始终厚不起也黑不下。他的竞争者也想得到那个官位，人家去跑，去拉关系、送礼，而他则坐在家里等官位掉下来。他相信以自己的才干，这个职位肯定是他的。
这个职位当然被竞争对手拿走了。他女儿说，邓叔叔受到沉重打击，一下老了好几岁。这件事可能让他觉得，一辈子追求的目标，变得可疑起来，而家庭比他过去想象的，要重要很多。从此以后，他对妻子、女儿、儿子都和颜悦色了很多。
可能是从贫苦农村出来的原因，邓叔叔不看重钱，头脑里也没有”享受”这个词。他挣的那点工资，要供女儿、儿子读书，还要赡养双方老人。他们夫妻两口都出身农村，兄弟姐妹多，经常跟这位进了城、光宗耀祖的大哥要钱，邓叔叔从不拒绝。”你不知道我们家有多穷”，他女儿说，”你都想象不出来–连一件像样家具都没有。我们家的家具，就是大大小小的纸箱子。弟弟的床也是用箱子垒的，我们写作业也是在纸箱子上写”。
我们认识也有四五年了。她经常说，父亲变了。邓叔叔是重男轻女的观念，对女儿非常不好，经常打骂。”小时候我恨他，真是恨他，我曾想永远不原谅他。但我现在和他打电话，他对我非常客气，象欠了我似的，甚至说话的口气都象是在讨好我……我想我还是爱他的。他也老了”。
他们这个部属建筑公司，是七十年代末从外地迁来的，八十年代是他们的黄金期。不仅本地有很多建筑项目，他们还承建很多中国援外项目，很多人都在泰国、伊拉克、埃及工作过。这些国家现在看起来不算什么，但在那个时候，那些出了国的工人，他们的生活已经和外汇券、大件指标、友谊商店这些普通人可望不可及的名词联系在一起了。我有不少中学同学是这个公司的子弟，有些人的父母是领导、出过国，还被请到学校做报告，介绍国外的情况。这些同学父母的收入，是我父母的三倍。九十年代是中国建筑业的黄金期，却是他们惨淡的开端。政府的外援项目明显减少；在国外，中央投资项目减少，地方投资项目增多，但地方市政建设项目，当然优先给地方所属的建筑公司；他们只好把眼光投向外地，例如广东、海南，但他们这样的国有企业，要负担员工的生老病死，又怎么竞争得过那些以农民工为主的杂牌军？九十年代中期，公司就到了拖欠职工工资的窘境。原有的领导体系逐渐瓦解，下属单位各自为战，人员自由组合成承包队去承揽项目。凭着他们的权力、关系和施工质量，还是能接到一些项目，饿不死，但也吃不饱，而且这些工程都在很远的外地。
邓叔叔在儿子初中毕业以后，就到外地做工程去了。他身体不好，阿姨过去照顾他的生活，女儿在外地上大学。儿子一个人在家，结交社会上的朋友，经常惹是生非，在公安局也挂了号，阿姨只好回来看着儿子。这也让邓叔叔夫妇非常后悔，感到亏待了儿子。儿子从事中国年轻人最常见的技术职业–给人开出租车。没有老伴的照顾，邓叔叔身体经常出问题，主要是经常陪人喝酒，这两年还做了一次大手术。
他的女儿在国外，做着一份薪水不高的工作，为了赚加班费，周末也不休息。除了应付自己的生活开销、付MBA学费，还要经常寄钱回家，给家里付房屋贷款、给父亲看病、给弟弟结婚买房，还要担心弟弟不要又惹出什么祸来。有次她弟弟涉嫌吸毒，被公安局抓去暴打了几天后，才通知他家。
去年的一天，邓叔叔的女儿突然有急事找我，问有什么办法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把钱汇回去。我想是不是她弟弟又闯祸了。然而不是，这次闯祸的竟然是邓叔叔。
邓叔叔在东北做的这个工程，他是副手，一把手在他们公司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有人检举他们有财务问题，上级公司也调查了。于是一把手被请到宾馆里双规，邓叔叔还有人身自由，每隔几天要去公安局报到，说明情况。
他的问题，就是有十万块钱，账目不明。这些钱基本就是请客送礼，钱经了他的手，但还没有做上账。那个被双规的一把手，说不清楚的钱有上百万。
我听了情况，第一反应是要请个律师，看看怎样洗清自己。我相信邓叔叔的为人，他要是贪了钱，他女儿早不用过着这样清寒的生活，自己这么紧张还要给家里寄钱。他这个人主要是头脑简单，容易相信别人、相信领导。而且他是做政工出来的，涉及到钱的问题没有细致的考虑，只要觉得没有揣在自己口袋里、对得起良心就过去了。我想他也就是犯了个财务手续不严的错误。没有被拘留，说明上面也认为他有问题但不那么严重。
然而这位邓叔叔–不知道生活在什么年代 –陷入极度复杂的情绪中。一方面，他相信自己是清白的，他相信党是了解他的，他只要把情况说清楚，党和政府不会冤枉他。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完了，见不得人了，心情沮丧，不仅足不出户，而且白天也拉上窗帘，整天闷在屋里对着电视机呆呆地坐着，材料也写不下去。忽然，又悲戚戚地觉得对不起家里人，给大家添了麻烦，听得阿姨和儿子毛骨悚然，怕他想不开。和女儿通电话时，又突然大叫让女儿寄十万块钱来，填上就算了–这大概是上级领导的话–要么就再也不要管他了。
我跟他女儿讲，钱可以寄回去，但是千万不能不明不白地交给公司，绝不能相信那些领导。他如果认定你有罪，交了钱就等于把罪名坐实了。另外，要赶紧找律师。我也通知我的父母，让他们也帮忙找律师。
然而这些帮助邓叔叔都不接受。他对律师事务所似乎有心理障碍，被家人带到那里，又百般找理由不肯进去。我父亲打电话去问，亲自跑去他家里看（我家已经搬到另外一个城市），邓叔叔又做出一付轻松的样子，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没事，父亲转告我，但这跟我从他女儿那里听到的大相径庭。邓叔叔人已经垮了，在本地又没有亲戚朋友帮忙。我父亲给这个公司的其他朋友打过电话询问此事，别人的反应都很漠然。那个被双规的一把手，在公司里是个遭人忌恨的人物，至于邓叔叔，或许是他过去的形象影响了别人的看法，或许是因为整体的公司已经不复存在，各承包队各干各的、甚至还要竞争，总之在整个事件里，没有同事伸出援手。阿姨和儿子一筹莫展，只能每天和他女儿打电话哭诉。女儿想回去，邓叔叔坚决不允许。
邓叔叔终于被拘留了，转天公安局的人就来抄家。”他们家有什么可抄的呢？值钱的东西就一电视，还是黑白的”，我父亲闻知不解地说。最不可思议的是阿姨，来人问家里有没有存款，阿姨乖乖地把五万块钱的存折给人家看，立刻就给没收了。由于某些原因，女儿的十万块还在转账中，提不出来，阿姨和儿子有好几天都没钱花。
我听后的感觉是又气又怜。很难相信在这个时代，竟然还有邓叔叔和阿姨这样老实顺从的人，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就连警察也不信–”你没有钱，怎么送女儿出国的？”，他没法设想这个党委书记的女儿完全是靠自己出国，过着清苦的日子还要支持家里。可这样愚笨（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说尊敬的长辈）的人确实存在着。他们是完全党化教育的一代，已经象恐龙般罕有了，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反而相信党和政府会保护诚实的人……叹，好在我们这一代人，早看透了这世情，不会重蹈覆辙了。
阿姨早就退了休做家庭妇女，这时不得不一个人东奔西走，找领导、请律师，执拗地象找救命稻草一样找一切她认为可能帮得上忙的人，甚至连女儿的劝也听不进去了。其间还遇到过骗子，被骗去两万多块。阿姨已经麻木了。
嫌疑人不能见家属，在审讯期间也不能见律师，只能等案件移交检察院之后才能见律师。律师后来也换过一次。律师把情况讲给阿姨，阿姨转述给女儿已经走了样，再到我这里又要走样，所以案情发展我也不是很清楚。大致知道的是，律师的意见，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案子，无非就是请客送礼没有做上账。有些责任还是被双规的上司推给他的。那个上司很有头脑，很多他过手的钱，却让邓叔叔签字，邓叔叔毫不怀疑地签了。律师在会见的时候暗示邓叔叔，他也可以把责任推给上司、推给会计，或者对某些账坚决不认。
检察机关曾经认为证据不足，发回公安机关重审，我们一度认为看到了希望。然而邓叔叔似乎是有心和帮他的人对着干。他这个人听不懂律师的暗示，想的不是如何不被抓住把柄，而是因为相信这些钱没有进自己口袋，认为说清楚就完了，他的党和司法机关会还他清白，结果是滔滔不绝、越说越多、越多越说不清，象陷入渔网中挣扎，反而越勒越紧。他每天绞尽脑汁地回忆那些钱的去向，回忆了几个月，十万块钱的账，只有一万五仍然说不清楚。据律师说，他本来明明可以再推掉9000块，那就构不成起诉了，但邓叔叔就是听不懂那些暗示，逼得律师要疯了。
我听着这些消息，只有安慰他的女儿。邓叔叔落到今天，他应该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这个不是别人帮得了的。在其位谋其政，在官场生存，就应该了解官场的规矩。我了解他那种传统的人，本能地不想跟不属于自己的钱发生关系，要么就完全听上司的决定，这正是别人看重他的地方。但你坐项目领导这个位子，把钱弄清楚就是你的本分。弄不清楚，说严重些也是渎职。你自己不保护自己，指望抽象的党来保护你相信你，那不是做梦?!哪里有抽象的党，都是具体的人：警察、检察官、法官，定一个罪案，是他们升官发财的铺路石，怎么能指望他们给你公正？你只能自己保护自己，让别人抓不到把柄……亲人都已经尽力了，该做的都做了，剩下的看他自己了。他这么做，等于是自己挖坑往下跳，再高呼谁来埋我呀。
上个月，他的女儿回去，陪母亲和弟弟过春节。巧的是腊月廿七，判决下来了，邓叔叔被判刑一年，刑期从羁押日算起，五月就可以出来了。我听了，觉得已经是很好的结果，总算有了盼头，再熬三个月就行了。转天腊月廿八，他女儿去探监，送去衣物、吃的，这还是家人第一次探监。她说父亲苍老得可怕，人也变得呆呆的。在牢里还好，没有挨打，但是伙食很差，可以买监狱小卖部的食品，价格是外面市场的三倍。每个月家人得寄去五百块钱。我父母也去邓家拜年，阿姨比我母亲小好几岁，但看起来比我母亲老很多。
他女儿寄回家的十万块，也被折腾光了。每个亲人都帮她花了一点，父亲的律师费花了一些、母亲被人骗了一些、弟弟撞车赔了一些、为了捞回来去赌博又输了一些。弟弟要结婚，已经和女方合力买了房子，看到这家的窘境，人家不愿意嫁女儿了。谈了很多年的朋友就这么分手，而且让邓家把一半房款退回来。辛苦钱就这样花完了。而这个女孩，白天工作、业余读书，连男朋友也没有。她的坚韧，是我见过的女性中最强的。
她跟律师谈了，了解了案情。她现在的愿望，是要翻案，洗刷父亲的罪名。我劝她现在还是别想这些。翻案又要花钱，家里已经欠了债，哪里去弄钱？最重要的，一个人，如果自己没有心，别人是帮不上的，除非邓叔叔自己有决心这么做。
想想真是啼笑人生。从我一知道这件事，就觉得是天大的讽刺，任何人坐牢我也不会想到是他。邓叔叔，我母亲眼中共产党的最后一个好人，一辈子的目的就是追求进步，在政途向上再向上，为此不惜刻薄自己和家人，一生克己奉公，热爱并相信这个党，以做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别人为荣为乐，老来却落得坐牢开除党籍公职的下场，一生努力付了流水。不知过三个月他出来以后，在剩下的生命中还能做什么，还会不会有洗刷自己的志气？
- 评论人：如意
Fri Mar 04 10:24:33 CST 2005 
曾经听说过的一句话，觉得引用在这里恰当不过了。只是这样的一个人，让人觉得愤懑不是，叹慰又不是了。毕竟，他还是个有信仰的人，只是软弱和有点”迂腐”了些吧，或者都是命运的安排，瞧，说不过，就拿命运来做挡箭牌，多轻巧。小时侯就想过好人与坏人的分别，这个问题却一直没有答案，后来，到现在，觉得，只要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好，就是好的了。毕竟人身渺小，用不着你能怎样造福社会，做到自己满足，不殃及他人已经很不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