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尼亚影片《无人地带》的故事发生在1993年的波斯尼亚，塞族与波族两军对垒。

一支波斯尼亚小分队去执行任务，在夜雾中迷了路。清晨日出雾散，却发现自己暴露在塞族阵地前，成为对方狩猎的活靶。

子弹如蝗劈面而来，刚才还说笑的弟兄，转眼被子弹洞穿、血溅当场。只有西基腿脚灵便，跃入两军当中无人地带的一个废弃堑壕，无奈地等待黑夜逃脱。

正午的阳光遮蔽了对面波斯尼亚阵地的视线，塞族方面派了两个人爬过来看个究竟，他们也要等到天黑以后借暮色回去。

在堑壕里没有发现躲藏起来的西基，两个塞族士兵把西基的战友塞拉的尸体拖入堑壕，平放，在他身下埋了一个跳雷(bounce mine)。这种地雷，重物压上时没事，而重物移开时则爆炸。他们设下这个机关，打算波斯尼亚人来抬走塞拉的的尸体时引爆地雷，把方圆50米内的人炸死。

这时躲藏的西基冲出来开枪射击，将塞族老兵击毙。新兵诺拉受伤，沮丧地作了俘虏。

西基的年龄并不很大，但是战争已经把沧桑刻在他脸上。他身着便装，像他的前辈瓦尔特。瓦尔特敞开的外套里面是一件T恤，上面印着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的标记–嬉皮笑脸红扑扑的大舌头。他左肩中弹，只能右手擎枪。

他的俘虏诺拉，身材高大，光头、戴着眼镜，憨头憨脑像个傻傻的不爱运动的大学生，很不符合塞尔维亚纳粹的印象。他是新兵，枪都不大会用。第一次上战场就被俘，还没开枪肚子就先挨了一枪，草草包扎起，运气实在糟糕。

诺拉显然还没有适应战争气氛，对眼下的情况难以置信。他待人友善，见人就自我介绍，不管是对自己人还是敌人西基，好像只要停火令一下，大家立刻去酒吧去喝一杯。无奈在战场上根本没人理他，不管是自己人还是敌人。

现在的情况是，西基要把诺拉当作人质。以防塞族方面炮轰堑壕。没有选择，西基和诺拉默默地等待黑夜，消耗时光。

这时发生了令人惊奇的事：躺在地雷上的塞拉活过来了！他没死，只是受伤晕了过去。现在醒了，但不能动，一挪动地雷就会爆炸，三个人全玩儿完。

地雷是那个被打死的塞族老兵埋的，诺拉根本不知道怎么拆解这个东西。

西基和诺拉两个人打着白旗吆喝了半天，双方阵地总算发现了情况。不约而同，塞族和波族都想到联合国维和部队。于是，情况被逐级上报到联合国驻波黑维和部队总部，命令再一步步下达到哨所。

法国军士马钱德立刻开着装甲车前往现场，确认了情况。他请求上级援助，首要任务是派个拆弹专家来。不料上级的命令是：因为可能发生爆炸，联合国军不应介入。立刻撤走，少管闲事。

在这部电影中，马钱德是最令我感觉亲切的人物。他带着维护和平的理想和热情来到波斯尼亚这块滴血的土地，不满足于袖手旁观，真心想做些事情。

他乘坐的装甲巡逻车，内部设备先进，窗明几净，阳光温和地照进来，可能还有空调和空气过滤装置。去执行救人性命的任务就像开着高级越野车出席一次夏日郊游。蓝天白云下洁白的巡逻车在波斯尼亚翠绿的旷野一尘不染，犹如一架外太空机器。而戴着天蓝色帽盔、装着剪裁合体军服、披挂着防弹衣的马钱德军士在俯瞰堑壕里的几个落魄者时也的确等同于来自外太空的战士。这一切与血腥的波斯尼亚多么不协调，犹如自相残杀的低等级生物中硬挤进来一位天使。

马钱德对上级的命令感到愤怒：中立！？”面对谋杀，没有中立可言”，自己的使命就是维护和平，岂能在无辜者的死亡面前缺席？一句话，钱德勒是穿着军服的左翼知识分子，他的同类从法兰克福到巴黎直达美国西海岸。如果不是为了制止谋杀他跑到这里来做什么？他就是理想，就是力量，他背后是由各类专家组成的文明社会。

作为军人，马钱德必须服从军令。但他知道用什么办法对付昏庸无能的官僚体系–媒体。在这个世界，媒体确实扮演着半个上帝的角色，近乎无所不知。他悄悄把消息捅给战地电视记者简。

简的报道小组一直在监听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无线电通讯，所以早像循着血腥味的鲨鱼一样跟踪而至。双方一拍即合。

如果不是战争，西基和尼诺也许真会成为朋友。他们在同一块土地上生活了那么多年，有很多共同的记忆。闲谈中发现西基爱过的一个女人原来是尼诺的同学，为躲避战乱已经出国了，留下男人们互相残杀。

虽然是不同的民族，他们也能够相爱。但是战争让和平与爱情走开，留下的是深深的不信任与仇恨。西基不许尼诺随联合国士兵离开，开枪又打伤了他的腿。而尼诺也迅速从不谙战场的新兵成长为复仇者，时刻寻找机会杀死西基。他差点就用刀子结果了西基，但被联合国士兵拦下。说是不干预，当你身边有一个人要杀死另一个人的时候，真能袖手旁观？”当谋杀发生时，没有中立可言”。

媒体报道了。画面传遍全球了。怎么，维和部队不干预？眼睁睁地看着死亡发生？那躺在地雷上的仅仅是一个波斯尼亚士兵吗？那是一个受伤失去战斗力的人，是女人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跟他一起躺在地雷上的，还有文明社会的良心。

纸已经被火烧破，维和部队索夫特上校亲自飞到现场，捍卫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形象。拯救大兵塞拉的行动开始了。

于是出现这么一个场面：伤者还躺在地雷上。活着的两个人像角斗士一样剑拔弩张想干掉对方，捂着耳机听流行音乐的联合国士兵在周围穿梭，而一群电视记者拖着电缆追着对他们现场采访。

简给了尼诺一根烟–尼诺很渴望的一根烟，他的烟都被西基缴获去了。

简：地雷是你埋的吗？

尼诺轻蔑地把烟还给她，对着摄像机–也就是全世界的眼睛–比了一下中指，转身而去。舒舒服服坐在电视机后面的世人，有资格评论战场上的逻辑吗？

塞拉躺在那里，默默地看着照片–他的妻子、他的女儿。全世界看着他，却没人可以帮他，甚至他想大便都不成。他不无自嘲地嘟囔：头一次被子弹击中，大难不死醒来却发现躺在地雷上；现在全世界都看着我，而我只想拉泡屎。

他甚至连抽支烟的愿望也不能满足–剧烈的咳嗽会引爆地雷。西基不无怜悯地说：我此刻倒真希望你死于肺癌。

这部电影被归类为战争喜剧片，电影全程充满喜剧元素，黑极了的喜剧元素。不仅立意远高于《拯救大兵雷恩》，绝妙的台词常常让观众笑倒。例如西基和诺拉的争吵，一个歌颂独立一个反对分裂，而谁一旦得到枪就立刻逼着对方承认战争是自己一方挑起来的。

波斯尼亚士兵在自己的阵地上百无聊赖，突然一个看报纸的老兵痛心疾首地失声大叫起来：啊！……啊！……啊！……卢旺达！

特别有意思的是对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描述，这支部队来自欧洲不同国家，不仅跟当地人难以沟通，自己内部也是语言不通、做事方法迥异、而且各怀鬼胎，就像欧洲永远充满矛盾的政治。来自英国的索夫特上校招来一个德国拆弹专家，一个法国军官首先问他那个德国人懂不懂英语，索夫特回答：关键是”我们”的人都很忙（也很宝贵），所以让”他们”的人来干。

万众期盼的德国拆弹专家来了，事情即将圆满解决了。我们对技术充满自信，这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技术的胜利。所有能动的人都离开了堑壕，静候佳音……等待着。

坏了！狼狈的拆弹专家满头大汗地向索夫特报告，这个地雷他拆不了，而且没人拆得了，无能为力。索夫特下令：回去！假装拆弹。

事情必须收场，公众需要一个完美结局以使自己心安理得地上床睡觉。所以索夫特制造了一个结局，他让士兵抬着一个假装的塞拉离开现场，然后宣布拯救大兵塞拉圆满结束，塞拉已经送医急救，记者必须在士兵护送下离开现场。

西基从堑壕出来后，首先看到的是他的小分队战友的尸体。他们蒙着白布，排成一排躺在那里，似乎在等待着他。这使他怒火中烧。在索夫特宣布拯救行动成功的时候，西基突然开枪打死了诺拉。而陪伴诺拉的联合国士兵下意识地开枪回击，西基也倒下了。一切都发生在摄像机镜头之下。一场胜利的拯救喜剧成了悲剧，只是一瞬的事。

那个开枪打死西基的联合国士兵也惊骇不已：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维护和平，严令不得卷入冲突，而他还是下意识地开枪打死了人。想不卷入？有那么容易？毕竟不是在观察白蚁社会，不是在观察猎豹捕食羚羊。人只要深陷其中就必然成为冲突的一部分，这是身不由己。

马钱德军士和简也充满无奈。对简来说，报道必须有个结束，这是她所处的那个世界所需要的。所以虽然满腹狐疑，也只能离开。

对马钱德来说，也许索夫特将军的做法是对的。面对这种困境，没有能解决问题的上帝。谁比谁更接近真理？甚至他的文明本身就是问题制造者：那颗难倒世界拆弹专家的不道德的地雷，”MADE IN E.U.”。

保护逃亡者的夜幕降临了。所有的人都走了。再没有喧嚣，只留下塞拉孤零零地躺在地雷上，他把妻子女儿的照片贴在胸口，闭眼等待着自己的命运，像睡着了一样。他本来已经死了，像战场上的千万牺牲者一样，像他的战友那样，被人一枪毙命，死于瞬间，如果是那样，事情就简单地多，大家的日子都好过一些。偏偏他不识相地活了过来，结果本身就成为无法解决的世界难题，让所有的人都觉得良心不安。

不要说一个塞拉躺在地雷上，整个巴尔干都这样躺在火药桶上。我们不能不管，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假装解决问题、假装解决了问题，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无人地带》的导演丹尼斯·塔诺维奇，1969年出生，波斯尼亚族人。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拍过300小时的战地记录片，为西方媒体广泛引用。他花14天时间写出本片剧本，用了26天拍摄，这是他第一次执导故事片。电影获戛纳电影节影展特别评议团和二零零一欧洲电影奖的最佳编剧奖、美国电影学会首届最受观众欢迎影片奖和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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